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银行业加速追求高质量发展，充分遵循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在当前较为复杂的经营环境下，银行经营转型和盈利能力均面临较大挑战。

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经营形势

根据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国42家A股上市银行共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09万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12家归母净利润出现负增长，六大国有商业银行除农业银行外均为负增长。净利润负增长的背后，是银行经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可概括为“四低一高”。

低息差

商业银行净息差自2019年以来持续收窄，近两年更是呈现加速收窄趋势。2023年，42家上市银行净息差为1.69%，同比下降25个基点；2024年上半年，净息差进一步降低至1.54%，再次下降了13个基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更是从2023年的1.63%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1.46%，创历史新低，且低于行业整体水平10个基点（见图1）。可见，目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大幅低于抵御潜在风险应保持的合意息差水平1.80%。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经作者整理所得

图1 商业银行净息差趋势

在资产和负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主要取决于生息资产收益率和计息负债成本率。2019年以来，利率水平整体进入下行通道，商业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持续下滑，一路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3.48%（四大行为3.29%）。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计息负债成本率基本稳定在1.90%—2.10%的区间波动，2020—2023年，计息负债成本率呈明显上升趋势，2024年上半年该上升势头得到遏制，较2023年的2.10%微幅回落4个基点降至2.06%，但较2019年水平（2.08%）基本保持稳定。可见，计息负债成本率呈现极强的刚性（见图2）。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经作者整理所得

图2 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负债成本率趋势

净利息收入目前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盈利来源，而且预计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然会是商业银行主要的业绩来源和核心收入组成部分。2024年上半年，净利息收入占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74%。2023年，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总量下降3.3%，2024年上半年继续下降1.2%。由此可见，息差收入的负增长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

低费率

近年来，随着保险“报行合一”政策、公募基金费率改革等系列政策的稳步推进，商业银行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也受到较大影响。2023年8月开启的保险“报行合一”政策要求，通过银行代销的保险产品在备案时须明确费用假设、费用结构与佣金上限，支付时要求实际费用与备案材料一致。2024年7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情况显示，从“报行合一”执行效果看，全行业相关渠道平均佣金水平较之前降低30%。自2023年7月公募基金费率改革以来，第一阶段的管理费调整及第二阶段的佣金降费均已落地，近期多家基金宣布全面下调管理费、托管费、申赎费、销售服务费。这一形势对银行业而言，意味着保险、基金等重点产品代销手续费收入下降。

2024年半年报显示，42家上市银行上半年合计实现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约4000亿元，同比下降12.03%。受减费让利持续实施、产品代销综合费率下降等因素影响，31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负增长，占比为73.8%；仅11家上市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实现正增长。例如，建设银行2024年上半年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627亿元，同比下降11.2%，受降费政策影响，其中的代理业务手续费同比减少45.21亿元，降幅为33.37%；招行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383亿元，同比下降18.6%，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下降32.5%，包括代理保险收入同比下降57%，主要因为保险降费效应的延续；代理基金收入同比下降25%，主要受基金降费和权益类基金保有规模及销量下降影响。此外，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商业银行持续落实减费让利系列政策，多家银行的银行卡、结算等基础业务手续费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低增长

一是低利率背景下，有效信贷需求减弱，商业银行生息资产、总资产增速降档，低速增长成为常态；二是受LPR下行、存量按揭利率调整、存款成本相对刚性、主要中间业务产品费率下调等因素影响，净息差和手续费两大收入源头双双收窄，持续拖累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商业银行效益增速明显放缓。

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42家上市银行总资产（含生息资产）、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三项主要指标同比增速均呈现快速下滑趋势。总资产同比增速不足5%（2024年上半年GDP增速为5%）的银行大幅增至11家；营业收入连续两年负增长，2024年上半年同比负增长幅度扩大，且负增长的银行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归母净利润增速持续下滑，同比负增长的家数快速扩大至12家（见表1）。

表1 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42家上市银行总资产和效益指标表现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经作者整理所得

低回报

近10年来，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A）和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作为评估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整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表明商业银行资产回报率持续下降，呈现明显的“低回报”特征（见图3）。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经作者整理所得

图3 42家上市银行2014——2023年ROAA & ROAE平均走势

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低回报率”特征尤为明显。从ROAA水平看，工、农、中、建、交五大行2024年上半年ROAA平均值降至0.73%，大幅低于其他行总体平均值（0.83%）。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ROAA整体水平分别同比下降0.04%、0.08%和0.07%。从ROAE水平看，工、农、中、建、交五大行2024年上半年ROAE平均值降至9.99%，明显低于其他行总体平均值（11.62%），且五大行ROAE水平从2022年至2024年上半年无一例外地快速下行，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ROAE整体水平分别同比下降0.44%、0.64%和0.94%。其他上市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中，除招商银行总体上长期较为稳定外，其他行尤其是体量偏小的银行指标长期稳态较弱。

国有大行资本回报率更低，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分母（资产规模）看，国有大行总资产增速快于其他银行机构，2024年6月末较2021年末，五大行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0.1%，比其他银行机构（7.4%）高出2.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分子（净利润）看，相比其他银行机构，国有大行在推进减费让利、支持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等政策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2024年半年报显示，五大国有银行净息差（1.45%）低于其他银行机构（1.73%）28个基点，主要是生息资产收益率低于其他银行机构44个基点所致，更低的资产定价水平也同步提高了资产规模增长的竞争力，以上因素综合影响五大行净利润创造能力。

高风险

金融风险暴露具有典型的滞后性、突发性、传染性特征。2020年以来，信贷规模基本保持每年20万亿元以上的体量增长，年复合增速超过10%。信贷规模快速扩张阶段过后，风险集中暴露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6%，较2023年末、2024年一季度末均下降0.03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不良率仅为1.25%，不良率整体保持稳定可控。可见，虽然商业银行经营遭受经济增速换挡、潜在增长中枢下移、房地产行业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但国家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出台了强有力的政策举措，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得到一定的缓释和消化，目前尚未进入风险集中暴露期。一定程度上，为商业银行在净息差降至历史低位的情况下，以较低的信贷风险成本维持盈利的整体稳定赢得了时间。鉴于目前房地产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部分小微企业和零售客户还款能力面临考验，未来一旦进入风险集中暴露期，信贷成本将快速大幅上升，在息差收窄、非息收入增长乏力，叠加信贷成本快速上升等因素的全方位挤压下，商业银行能否保持稳定的盈利能力和足够的风险抵御能力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低利率时期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挑战

结合历史规律和市场预期，利率中枢趋势性下移过程中，低利率环境或将持续较长时间。随着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在较为复杂的内外经营形势下，商业银行在平衡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追求自身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保持盈利增长全面承压。低利率时期，净息差持续收窄。2024年上半年，包括工、农、中、交等大行在内的合计13家银行净息差已跌至1.5%以下，受贷款利率快速下调、存款付息较为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净利息收入呈现负增长；非利息收入贡献度较低（上半年占营收比重为24.31%），且短期内仍然支撑不足，2024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合计实现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仅4000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31家负增长。工、中、建、交、邮储等12家银行归母净利润负增长，盈亏平衡承压较大。

资产负债量价平衡难度大。利率下行期，行业整体试图通过“以量补价”方式加大信贷投放，该做法在利率下行初期由于信贷需求减弱不明显因此效果较好，在利率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量增无法弥补低价的效益损失，会出现量、价双跌，信贷收益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投放越多、亏损越多的情况。负债方面，则呈现定期化、长期化、理财化趋势，付息成本下降呈现刚性、滞后性。低利率时期，在资产负债管理上，对规模、结构、价格、风险、效益等多重目标实现动态平衡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成本管控面临刚性约束。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2023年度成本收入比为35.26%，较2022年提升1.29%；2024年上半年，成本收入比为30.71%，同比提升0.43%。成本收入比整体呈升高态势。营业成本中，业务及管理费用占比约一半，其中包含人力成本、网点基础运营开支、科技投入等，刚性支出占比较高；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主要用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压降空间较小。

资本补充任重道远。随着银行净利润增速持续下滑，资本内生积累能力持续下降；同时资产快速增长又加快资本消耗速度，二者矛盾日益突出。2023年末，42家上市银行中有25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10%。根据2024年一季报数据测算，国有五大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达标资金总缺口到2025年和2028年分别约为1.3万亿元和3.2万亿元，尽管2024年五大行计划发行TLAC非资本债券额度总规模合计约4400亿元，资本阶段性得到一定补充，但要满足国际监管对TLAC达标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风险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低利率时期，信贷增长节奏从快速扩张转向持续缩表，缩表的直接影响是信贷规模难以增长、不良率持续攀升，量、价、质全方位侵蚀银行利润，进而影响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和内生增长动力。此外，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房地产、零售贷款等部分领域的不确定性上升，风险与生俱来的传染性、滞后性、复杂性对银行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

低利率时期国际主要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与经验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都在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低利率时代，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下，采取的应对策略也有所不同。笔者以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例，分别从美国选取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四家行（以下简称“美国四大行”），从日本选取三菱日联金融、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三家行（以下简称“日本三大行”），从欧洲选取汇丰控股、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以下简称“欧洲三大行”）作为典型代表进行分析，探讨归纳国际主要银行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下的经营策略，并分析其经验的借鉴意义。

美国低利率时期主要银行经营策略

美国低利率时期主要有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2008年末至2015年末，联邦基金有效利率维持在0.05%—0.2%之间；第二时段是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联邦基金有效利率维持在0.05%—0.1%之间。低利率时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跌至4%以下，其中第二时段基本维持在2%以下，尤其是2020年长期维持在1%以下。

由于信贷重定价具有滞后性以及存款付息率呈刚性，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反应会滞后于联邦基金利率和国债收益率，美国银行业净息差从1994年（4%以上的水平）开始步入下降通道，2010—2016年期间快速降至3.0%左右的水平，2017—2019年加息略有回升，但2019—2022年由于疫情、降息等因素再次跌至2.39%的历史低位。低利率时期，美国四大行净利息收入大幅下降，2015年四大行净利息收入为1735亿美元，较2009年减少186亿美元，年均降幅1.7%；2021年较2019年减少281亿美元，年均降幅为7.2%。净利息收入的持续下降制约了盈利能力提升。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美国银行业从三端发力。资产端，美国四大行的贷款占比明显下降，证券类投资占比明显上升，且久期拉长，长期资产占比提升，花旗银行有着较优的资产结构，其生息资产收益率优于四大行整体水平。负债端，低息存款占比提升，主动负债以短期债券融资为主，结构持续优化，富国银行保持了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无息负债比例。收入端，大力发展非息业务，2021年，美国四大行非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52.1%，较2019年提升6.7个百分点，2009—2015年该比重基本保持在48%—50%之间（见图4）；2022—2023年由于美联储持续加息，净利息收入占比提高，非息收入占比有所回落。随着市场企稳和经济恢复，财富管理、投资管理、投资银行及经纪业务等现代金融服务收入增长较快。成本端则整体保持刚性，2009—2015年，非利息支出合计年均降幅0.37%，2019—2021年，年均增长2.65%，其中占比约50%的薪酬福利费具有较强刚性。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经作者整理所得

图4 美国四大行非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

通过调优资产负债期限、成本结构尽可能稳住净利息收入，同时大力发展非息业务，美国四大行经营效益整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15年美国四大行的净利润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经作者整理所得图4美国四大行非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2025年04期50为809.6亿美元，是2009年的2.8倍，年均复合增速高达18.6%；2019—2021年年均复合增速10.4%。

日本低利率时期主要银行经营策略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快速上调政策利率，通过收紧房地产融资、刺破房地产泡沫，进入“失去的三十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应对经济金融持续低迷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央行快速大幅下调利率，政策利率由1991年的6%下调至1995年的0.5%，进而在1999年将隔夜拆借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正式进入“零利率”时代。后续，日本为维持经济增长，长期保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水平，即便21世纪初期陆续开启量化宽松（QE）、全面超量化宽松政策（QQE），利率回升幅度仍然十分有限。直至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范围内；同年7月，日本央行决定将0%—0.1%的政策利率调整至0.25%，进一步加息。可见，日本低利率时期自90年代初迄今持续了大约30年。

受长期低利率影响，日本银行业整体的净息差显著收窄，从2008年的约1.2%下降到2023年的0.6%左右，信贷投放积极性遭受制约，盈利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日本银行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一是降低信贷类资产占比，提升现金及交易类资产占比。2012—2023年，实体经济长期缺乏有效信贷需求，日本三大行贷款及租赁规模年均复合增速仅为2.4%，贷款及租赁占比从2012年的44.3%降至2023年的33%，下降11.4个百分点；与“优质资产荒”并存的是资金努力寻找其他投资渠道，现金及存放同业款项占比从3.0%提升至26.7%，证券投资从7.2%提升至17.3%，且国内政府债券、海外债券的配置比例持续增加，资产配置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得到边际改善。二是存款占比较高且保持稳定，个人活期存款占比持续提升。2012—2023年，日本三大行存款年均复合增速为4.9%，高于贷款增速；2023年存款占比为63.6%，长期保持在60%以上，占比较为稳定。低利率环境下，定期和活期存款的利差微乎其微，因而活期存款规模快速增长、占比快速提升。三是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及经纪业务，提升非息收入比重。1998年日本政府解除金控运作模式禁令后，日本银行机构通过收购证券机构与保险机构，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与金融交易业务，非息收入占比快速提升至30%以上；2012—2023年，非息收入年均复合增速为6.9%，占营收的比重长期保持在45%—58%的较高水平，截至2023年末，日本三大行总非息收入为7.7万亿日元，占营收的比重为57.4%。其中，三菱日联、三井住友、瑞穗金融投资银行及经纪业务收入分别达到1.90万亿、1.24万亿、1.12万亿日元，合计贡献了超55%的非息收入。四是全面加大海外业务拓展。除了前述加大海外债券的投资力度外，日本三大行海外贷款占比均超过35%，较2010年（10%左右）大幅增长。其中，三菱日联在2022财年的境外贷款占比更是高达45.2%。海外贷款的净息差远高于日本国内，海外净利息收入占比因此也远高于其国内，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银行本土利差收窄对利润增长的困扰。此外，日本银行业还鼓励合并重组、精简网点机构、推行数字化转型等多种措施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运行效率。

通过适应性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发展投资银行及交易业务、信贷业务出海等策略，日本三大行2023年实现净利润3.47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但从图5也不难看出，由于日本三大行海外业务占比较高，受国际汇率、投资标的价格波动、疫情，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日本三大行的利润稳定性较差，增幅波动区间呈逐渐扩大趋势。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经作者整理所得

图5 日本三大行2011—2023年净利润及增幅

欧洲低利率时期主要银行经营策略

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连锁影响，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5月，欧央行连续7次下调基准利率共325个基点，从4.25%降至1%；2010—2011年，受欧债危机系列影响，欧元区经济逐步陷入衰退，2012年7月，欧央行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零，2014年6月进一步将隔夜存款利率降为负，欧元区进入负利率时代；直至2022年7月加息，欧元区一直处于负利率环境中，2024年6月欧洲央行再次开启新一轮降息，进入降息通道。

低利率时期，息差持续收窄，欧元区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研究成果《负利率对欧洲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显示，2015—2021年欧元区银行业净息差持续下行，欧洲银行业净息差中枢从次贷危机前的2.0%左右下降到2021年仅1.2%的低位，由于净利息收入占比为50%—60%，净息差收窄拖累了收入增长。面对息差收窄的困境，欧洲三大行采取的应对策略有所不同。

汇丰控股2021年净息差只有1.2%左右，2022年加息后才略有回升，但仍低于1.5%。收入构成上，汇丰控股净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大约各占一半，在不同年份略有起伏，整体表现为降息周期非息收入占比上升、加息周期净利息收入占比上升。汇丰控股因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净利息收入贡献较为稳定。2015—2022年，该行资产负债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总资产在2023年突破3万亿美元；资产结构方面，贷款占比从42.1%降至34.9%，现金及存放同业款项从4.1%增至11.1%，衍生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合计占比保持在13%左右，总体上资产配置灵活性趋强。

为保持业务持续增长的动能，汇丰控股从区域策略、收入策略、成本策略上协同发力，取得较好效果。区域策略上，汇丰控股围绕效益增长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对业务布局进行灵活调整，比如部分业务有计划、有选择地退出欧洲、日本、巴西等区域，采取战略收缩，同时积极对亚洲尤其是中国香港和内地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布局，实现“亚洲业务利润贡献六成以上、其他区域不足四成”的格局。收入策略上，汇丰控股重整资源，更加聚焦高净值人群增速较快的区域和对应的财富管理业务，尤其是投资分销、资产管理和人寿保险等业务，降低对利率的敏感性，实现非息收入的恢复性增长。2019—2022年，汇丰控股的非息收入出现连续下滑，自2020年起该行大力整顿集团业务，2023年非息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同比增幅达53%，2024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半年实现收入209亿美元，超过上年的七成，同比增长11%。成本策略上，汇丰控股的成本收入比整体缺乏竞争力，2016年、2019年、2020年，成本收入比均超过80%，2021—2023年才逐步降至53.6%，仍然较高。2019年财报中，该行提出业务重组、裁员不超过3.5万人、削减风险加权资产等举措，同时精简架构、整合组织资源，从而实现成本缩减目标，非利息支出从2019年的600亿美元缩减到2022年的327亿美元，净利润从87亿美元恢复到162.5亿美元。

德意志银行为应对息差收窄压力，一是通过混业经营模式，向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业服务，拓展收入来源。积极拓展固定收益、外汇、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买卖等投资银行业务，做优财富管理、资产配置等私人银行业务。2015年以来，德意志银行非息收入贡献了超过一半的营业收入，平均占比在51%左右。2022年末，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公司银行、资管条线分别贡献48.3%、29%、20%、19.7%的非息收入，各业务条线形成强有力的协同创效。二是业务结构上，探索更加多元化的业务经营模式。2014—2022年间，德意志银行资产快速缩表，总资产规模从1.71万亿欧元降至1.34万亿欧元，其中信贷规模保持约4000亿欧元的总量基本稳定、占比有所提升，但衍生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持续保持近40%的较高占比，通过金融市场上更加灵活多样的产品组合、久期组合实现业务结构增效。三是负债端大力吸收活期存款等低成本资金，其活期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达55%以上，且无息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高达15%，有效带动负债成本下行。四是加大欧洲之外海外区域扩张，加大了北美、亚洲等环太平洋区域的贷款投放，2023年北美区域信贷占比为21.2%，较2010年提升近9个百分点。五是直接通过增加服务收费对冲低利率影响。

巴克莱银行在低利率时期，一是深耕本土经营、优化资产结构，总资产“先降后升”，阶段性缩表，在资产结构上努力提升零售信贷占比，2023年零售贷款占比为62.9%，其中按揭占了一半，较2010年、2015年分别提升约12个、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对公贷款占比逐步降至37%。二是非息收入占比较高，2015—2022年，非息收入平均占比为52%。三是成本管控有成效但仍有较大空间，虽然成本收入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94%降至2023年的74%，但如此高的成本投入，反映出降本增效还有较大空间。

综上，美、日、欧主要银行都经历了低利率时期，由于所处经营环境差异，各国应对息差收窄和盈利增长压力的具体举措和效果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经验和做法可归纳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优化资产结构，提升零售信贷占比、提升现金及交易类资产占比，拉长资产久期，并保持资产配置的灵活性，尽可能稳住资产收益率；二是压控负债成本，提高低成本存款占比，缩短负债期限，从而降低付息成本，同时通过“存短贷长”错配期限尽可能缩小息差收入降幅，为银行经营转型赢得时间；三是提升非息占比，通过混业经营、多元化经营等策略调优资源配置，提升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交易业务等非息收入占比，从而降低业务对利率的敏感性；四是布局海外业务，通过设立子公司、并购等方式“走出去”寻求比本土更高的利润回报；五是加强精细管理，整合组织与人力资源，通过精简组织架构、机构人员、削减风险加权资产等方式“瘦身”，从而节约开支、降本增效。

策略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低利率时期面临的经营困境，与国外主要商业银行有诸多共性，但同时也有中国特定环境下的差异。国外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需要结合我国特色金融发展实际。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走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需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加大信贷对重点领域和实体经济支持，在助力社会经济民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商业银行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意味着国外银行增加服务收费、降低信贷占比、大面积裁员降薪、裁撤欠发达地区机构网点等举措难以在国内进行简单复制。而且国内金融业长期以来实行分业经营体制，在股票承销、证券交易和保险经纪等方面的业务创收渠道相对受限，非息收入主要由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其他非息收入两部分构成。以国有四大行为例，2024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非息收入中的占比约60%，其中又以结算及代理手续费为主，结算及清算手续费、代理业务手续费、银行卡手续费合计占比超过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60%，顾问咨询、外汇买卖、资产管理等投行交易类手续费收入占比较低；其他非息收入中又以投资收益为主，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基于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特定经营环境，笔者认为，国外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业务优化结构、提升非息收入占比，以及降本增效等方面的思路和探索，对我国商业银行走出低利率时期经营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但具体举措需要结合实际。

加强资产负债质效管理，实现量、价、效、险、期的动态平衡

2020—2023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总负债几乎都维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其中总资产规模先后迈过300万亿元、400万亿元大关，2024年上半年增速明显下滑，总资产、总负债增速分别降至6.60%、6.50%；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上半年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均降至个位数。低利率时期，有效信贷需求不足，资产规模增速放缓，简单靠“以量补价”难以维持净利息收入不下降，从银行经济增加值（扣除风险成本和资本成本）维度测算，甚至出现规模增长越快、经济增加值亏损越多的情况。

资产负债管理没有绝对的单一目标，不同发展阶段，目标有所侧重。低利率、强监管、高风险环境下，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质效评价应当遵循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努力实现量、价、险、期、效等多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通过量价平衡管理，着力稳住净息差，同时确保风险可控、期限结构合理。为此，建议商业银行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优化负债结构，严控付息成本。优化产品期限结构，鼓励营销拓展活期、协定及一年以内定期等短久期、低成本存款资金，以效益为导向，兼顾稳定性、流动性，提高负债成本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强化客户综合经营，通过信贷、代发、结算、托管等多种方式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从源头提高低成本资金占比。二是积极把握国家政策和区域发展红利。银行信贷投放需要紧密围绕“三大工程”①有关部署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五篇大文章”，聚焦区域发展，加大重点领域信贷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基础建设类项目，适当拉长久期，聚焦科技、普惠和绿色金融发展契机，将有限的信贷资源优先投向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收获区域经济增长和优质企业成长红利。三是突出大资产统筹管理，积极把握市场机遇。随着欧央行、美联储新一轮降息周期开启，需要前瞻性安排非信贷资产配置，抢抓利率、汇率快速变化蕴藏的市场机遇，及时调整组合产品品种和期限结构，从而获取较高资产收益。美、日、欧主要银行在低利率时期都出现信贷占比下降、现金及交易投资类资产占比上升的现象，目的是为了提高资产配置的灵活性，通过灵活的产品组合、久期组合提升短期盈利能力。国内银行业也不乏优秀案例，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合计实现投资收益2640亿元，同比大增28%，其中招商银行加大债券业务的投资，把握住债市行情机遇，实现投资收益增长57%。四是优化管理模型，提升资产负债动态平衡管理能力。通过“底层模型+动态看板”模型化管理，直观展示各区域、各产品、各期限资产业务的经营效益情况，动态配置信贷资源，提升资产业务的边际创效。五是有效发挥行业自律机制作用，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商业银行要积极适应并严格遵循行业自律要求，落实存贷款市场利率自律定价底线，营造良好竞争氛围。

加快主营收入结构转型，提升非息收入占比，培育盈利增长新动能

美、日、欧主要银行在低利率时期非息收入占比均大幅提升，目前占比维持在40%—60%甚至更高的水平，较好地缓解了净利息收入下降带来的盈利增长压力。反观国内银行业，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占比仅24.31%，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尽管当前国内中间业务发展面临监管趋严、减费让利等政策约束，以及保险、基金、托管费率下调等不利因素，加快中间业务多元化发展，抢抓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拓展新兴业务中收来源仍然是提升非息收入占比的主要途径。

鉴于此，国内商业银行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积极把握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机遇。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514万户，较2013年增长77%，管理总财富达158万亿元。中国财富管理蕴藏着巨大的机遇，汇丰控股正是看到这一机遇，集中资源布局亚洲财富管理业务并取得良好成效。近年来，由于房地产供求关系的明显转变，个人财富向房地产市场的流入显著减少，个人财富增量主要配置在金融资产上，主要流向个人存款、银行理财、股票及股票基金、保险产品、固收类基金等。二是培育拓展投资交易类新兴业务中收，打造非息收入新增长极。美、日、欧主要银行在投资银行、经纪交易、金融市场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2024年以来，国家鼓励优质国有资产重组整合，央企、国企重组整合步伐显著加快。商业银行大可顺势而为，通过并购贷款、并购基金、债转股、财务顾问等产品积极参与，助力国资国企做大做强的同时，拉动投行类收入增长，例如，工商银行2024年上半年受益于银团安排承销与管理、投融资顾问等业务收入增加，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幅8.5%；积极把握外汇、债券、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买卖的“窗口期”，提升非息收入贡献。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国外经验表明，受汇率及市场因素影响，非息收入占比提升的同时，利润的波动幅度会增大，盈利的稳定性需要格外关注。三是重视并巩固传统结算业务收入。例如，建设银行持续深耕消费场景建设和商户等重点客群经营，2024年上半年实现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同比增加3.40亿元，增幅3.31%；再如工商银行在第三方支付、代客结售汇及外汇买卖、现金管理服务等方面发力，2024年上半年实现结算、清算及现金管理业务收入增加17.65亿元，增幅7.2%。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打造基础结算收入、财富管理收入、投行新兴收入多个收入来源，支撑非息收入总量不断增长、占比持续提升，进而加快商业银行主营收入结构转型。

加大全成本精细化管理力度，提升资源配置效能

为应对低利率时期的经营困境，商业银行通过加强成本精细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显得十分必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为35.26%，较2020年末提升4.07个百分点；2024年上半年成本收入比为30.71%，比2020年同期提升3.78个百分点，逐年攀升，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的成本投入呈现边际产出递减状态。

银行经营全成本包括资金成本、业务支出、人力费用、业务及管理费用、税务及附加、风险成本、资本成本等显性成本，可以在账务上体现，其中人力、税务、基础运营等成本刚性较强，还包括条线间、上下级沟通协调等隐性的管理成本。笔者结合实际情况，主要就显性成本中具有一定弹性的成本项目管理提出五方面建议：一是业务营销类资源突出产出要求，需要建立资源投入产出测算及后评估机制，以效益为导向，竞争性安排资源投向，同时做好过程监测和动态调整；二是基础运营类资源实施差异核定，坚持差异化、零基预算方法，梳理费用动因，明确核定标准，因时、因势、因地差异化安排，避免标准化、“一刀切”造成的资源浪费；三是渠道类资源从“量多”向“质优”转变，由于线上服务渠道对线下渠道的功能替代，可以有计划地缩减低效物理网点和自助设备，为服务客群定制服务渠道，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四是业务经营回归商业逻辑，从规模致胜向质量并重转变，坚持效益、风险优先，不得以增加成本和风险为代价换取业务规模增长，甚至可以将定价、风险、投产比等质量效益指标纳入经营条线责任人绩效考评体系；五是强化行业自律机制作用，规范与中介的合作，尤其是在普惠贷款、信用卡分期、个人贷款等业务上，杜绝与中介不当合作等“内卷式”竞争扰乱行业正常秩序、抬高银行经营成本的行为。

①三大工程：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