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对各国发展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紧迫课题，大国摩擦和对抗促进中国持续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通过增强自身的经济发展韧性和确定性对冲全球贸易战给世界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自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发动的面向主要贸易伙伴的全球贸易战已经成为阻碍世界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主要冲击变量，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政治思潮泛滥已经成为破坏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制造业大国，不仅是美国全球贸易战的主要遏制对象，也是唯一具备与美国政府对等博弈的新兴大国，承担着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大国责任，已经成为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国际秩序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引领性国家。中国需要而且能够承担起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及全球化进程、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大国责任，为世界政治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因此，从全球治理科学（Global Governance Science）角度研究如何遏制超级贸易战（Super Trade War）、通过央行数字货币联盟（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Alliance，CBDCA）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及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中的全球治理科学是指从全球视角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公共事务治理、公共政策制定及实施规律的科学，超级贸易战则是指超大规模国家及经济体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摩擦和冲突的统称，央行数字货币联盟则是多国央行基于现代数字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形成的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合作机制及体系。

超级贸易战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价值锚定冲击效应

贸易摩擦与冲突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和变革的重要因素，产生价值锚定冲击效应（the value anchoring shock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特朗普第二任期发起的贸易战与其第一任期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贸易战存在显著区别，具有显著的超级贸易战特征。事实上，超级贸易战与普通贸易战相比，具有六个显著特征：一是参与贸易战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数量更多，二是参与贸易战的国家或者经济体的类型更为多样，三是贸易战的规模更大，四是贸易战涉及的商品与服务类型更多，五是影响的范围更广，六是贸易战博弈更为复杂。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发起的贸易战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关税政策目标从保护关税向财政关税转型；二是针对所有贸易伙伴进行贸易霸凌和贸易讹诈；三是以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为主要打击对象；四是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更复杂，关税征收幅度更大；五是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本文中货币体系包括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国内货币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实体发行和流通货币的规则及制度安排的体系。货币制度的核心包括：一是币材和货币单位的选择，二是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渠道，如何发行，如何流通；三是储备制度，当货币进行兑换时，用什么作为储备。在国际社会中，世界由多个国家组成，不同的国家要进行商品交易，用什么货币进行交易，货币交换的比例如何确定？如果支付出现顺差或逆差，如何平衡？在此背景下，由多国共同推动的跨国货币体系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货币选择，国家之间选择什么样的货币进行交易结算，也就是储备货币的选择或者国际货币的选择；二是汇率制度，不同货币交换的比例及制度安排；三是国际收支平衡工具及机制。1880年，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中国当时实施的是历史上长期实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超级贸易战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效应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西方储备货币价值锚定弱化效应。彻底动摇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价值锚定地位。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美元和美国国家信用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占有价值锚定地位。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超级贸易战动摇世界各国对美国国家信用的信心，美元及美元资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已经不能承担起价值稳定及保值增值功能。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损害的国家，可借鉴俄罗斯卢布结算令应对西方国家贸易及金融制裁的成功经验，通过调整进出口商品的类型结构和国别结构，降低对美国市场和美元的依赖性。虽然美国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海上霸权地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军事领域技术的进步，世界海权格局的不断演化，美元、英镑、日元乃至欧元等西方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储备货币及交易货币地位持续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新兴大国货币价值锚定赋能效应。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货币快速崛起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新兴价值锚定货币。特朗普政府发起超级贸易战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下降，非美国家之间的贸易上升，全球去美元化和非美贸易体系的加速形成。美国在限制中国商品进口时，要求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与美国国债，中国可以设定明确交易条件：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等农产品采购须以人民币结算，否则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维持。贸易战背景下美国宏观经济进入衰退周期很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叠加2025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党派竞争国内政治压力，特朗普政府必然面临国内执政压力。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做出策略性和阶段性妥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甚至部分领域放宽人民币结算约束，也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在关键矿产和重要防务产品方面的优势在贸易战和国际冲突背景下更为显著。例如，在关键战略资源领域特别是如稀土出口方面，中国可以针对不同贸易货币国家采取差异化货币结算政策：采取友国贸易政策，放宽对友好国家的贸易限制，对美国及其盟友则采取“非友国”贸易政策，强化监管，对友好国家则可开放稀土贸易，但需要采取人民币或者友好国家货币决算，对非友好国家则采取人民币或者非美货币决算。2025年5月份发生的印巴冲突，使中国防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显著上升，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推进人民币及非美元贸易决算。

第三，新国际货币及金融协调机制构建的价值锚定转移效应。美国特朗普政府超级贸易战促进新兴国际货币及金融协调机制加速形成。超级贸易战背景下，国际军事、经济和政治格局都出现快速变迁，例如，2025年5月的印巴冲突及其双边发布停战声明、中俄战略合作联合声明和中美日内瓦经贸谈判联合声明，表明中国在国际防务技术及产品出口市场、大国政治互信与战略合作、大国贸易竞争与经济博弈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战略优势。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及贸易战损害及消极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为了规避贸易战风险必然采取各种组合式对冲政策，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新秩序，规避美国干扰和破坏的新国际货币及金融协调机制及体系便会出现。例如，中国可以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双边及多边本币贸易和投资结算机制构建及数字化平台建设，同时推动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成员国、RCEP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及“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非美元货币及金融合作，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及金融合作机制、组织及数字技术平台。

简言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发起的贸易战具有显著的超级贸易战特征，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破坏性与建构性两个方面的价值锚定冲击效应，导致以美元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家货币的国际储备及价值锚链地位弱化，促进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为全球非美贸易和非美元国际货币及金融合作机制的形成及平台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推动力量，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

超级贸易战对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叠加放大效应

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现在的牙买加体系。英国科学家经历了早期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开始垮台，1973年正式垮台。1973—1976年是个过渡阶段，从1976年开始进入牙买加体系。英国是最早的金本位制国家，是牛顿在1717年提出的，当时牛顿担任英国皇家铸币厂的厂长，他提出1盎司黄金对应相应的英镑，这是最早提出的金本位制，但只是一个国内的货币体系。1823年，英国通过相应法案，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国内金本位货币体系，但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它只是世界各国国内货币体系的一种类型。国内货币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具有相关性。国际货币体系离不开国内货币体系。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货币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黄金是最重要的货币，也是最诚实的货币，纸币信用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所以战争期间各国限制黄金出口，实行黄金管制，使黄金在国际社会中作为流通、交易、计价、投资的工具失去了作用，导致国际金本位制崩溃。1918—1939年间，是金本位制恢复时期。1939—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金本位制又垮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4年，形成布雷顿森林国际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货币体系从1880年到1944年，大约运行了64年，如果扣除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大约运行了54年。1944—1973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了大约29年。超级贸易战对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叠加放大效应突出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下降。在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美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信任基础最初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黄金储备，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美元虽与黄金脱钩，但却通过绑定以中东石油为主要代表的大宗商品交易及美国国家信用，重新建立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锚定基础。这种特殊地位既源于美国二战结束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也依托其作为全球最大黄金储备国形成的高度稳定可靠的信用体系。虽然英镑、欧元、日元等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储备货币功能，但因为英国、欧盟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及黄金储备数量的相对有限性，使得其不具有完全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仍然是“准美元”国际货币体系。超级贸易战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基础，使以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国家面临着储备货币价值波动及快速贬值的不确定性风险，加速了这些国家储备资产的去美元化进程，由此加速了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

第二，国际交易商品与货币分离扩大化导致国际金融风险递增及危机发生概率叠加上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形成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背景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国际交易商品与货币流通相互分离的现象，当前全球金融交易规模已远超国际贸易规模及全球经济总产出规模，年度货币交易量远远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全球货币流通与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出现严重分离现象，必然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持续上升，出现国际金融市场信用体系动荡等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国际社会币货分离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美国可以利用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对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制裁、金融霸凌、经济收割等行为。超级贸易战本质上是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国市场规模和美元霸权地位对全球贸易伙伴的贸易霸凌和金融敲诈，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的对冲性反制，由此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乃至诱发国际金融危机，放大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第三，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加剧，动摇现存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性。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突出表现为汇率波动和国际货币币值的高度不稳定性。汇率剧烈波动带来系统性风险，金融资产风险加剧，加之金融霸权等问题，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要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需妥善处理国际社会中的货币与货物分离引发的金融动荡和不确定性。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不确定性有利于大国货币特别是美元霸权的全球价值的薅羊毛性收割，但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财富及福利造成系统性损害。超级贸易战加速了国际货币及金融市场动荡，放大了汇率波动效应，破坏了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性。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失能、失效及去功能化加速。学术界对现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探讨已持续多年，主要阻力在于美国作为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家及既得利益者，在涉及国际货币储备选择、汇率机制等核心利益方面不愿意放弃垄断性利益。现行国际储备货币表现出多元化特点，但美元仍然是垄断性主导货币，美元指数波动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现存国际储备货币制度、汇率调节机制及国际收支平衡体系均存在制度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垄断性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基本丧失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功能，难以有效约束美国的美元武器化行为，作为国际收支重要平衡机构的世界银行与IMF都由美欧主导和控制，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困难及国际金融危机频发，但依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理论进行内生性改革不具有可行性。因此，笔者认为，从构建“世界货币体系（World Monetary System）”视角而非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视角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必然选择，需要超越传统的少数大国本位、立足国际社会及人类共同体角度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超级贸易战彻底破坏了国际收支平衡机制，使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不仅失效，而且失能，加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经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及“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简言之，超级贸易战对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具有显著的叠加放大效应，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下降，国际社会币货分离加剧并诱发系统性和非系统性叠加的国际金融风险乃至国际金融危机，美元指数波动频繁化和极化动摇了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性，同时使得国际收支调节与平衡机制加速失能和失效。

数字黄金、数字金本位制与央行数字货币合作

超级贸易战不仅激化了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冲突，充分暴露了现存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缺陷，也为国际社会确定新的价值锚定机制和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无论是英国主导下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都是霸权大国控制与影响下的以霸权货币及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大国主导型国际货币体系。在数字革命背景下，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建立具有公平性、高效性、普惠性和包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各国都能平等参与和从中共享货币权益。新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价值锚定货币，需要同时具备在数字技术背景下充当跨国交易衡量、交易媒介、支付工具、价值储藏及投资增值功能，彻底摆脱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利用霸权货币地位垄断国际货币事务的不合理状态。本文认为，基于数字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创造的全球价值锚定物——数字黄金（Digital Gold），可以作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通过世界各国货币与数字黄金挂钩形成的数字智能国际汇率体系，各国央行通过央行数字货币联盟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收支平衡与调节机构——世界数字银行（World Digital Bank，WDB），由此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Digital Gold Standar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本文中的数字黄金是指以黄金为基准价值符号的实物黄金与非黄金通用商品组合的数字化标准价值工具。数字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数字金本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以数字黄金为国际储备货币，据此构建数字金本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Digital Gold Standard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System）。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在于构建既不能完全照搬传统的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不能完全放弃黄金在国际交易中的价值锚定功能。本文提出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基础是数字黄金，该体系以黄金为价值基石，但突破实物黄金局限，除传统黄金储备外，将非黄金通用商品，包括石油、稀土、锂矿等战略资源纳入价值锚定范畴，这些非黄金通用商品通过数字化技术转化为“非实物黄金”形态，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及量子计算等金融科技工具，构建新型数字化价值基准。具体实施路径为：创建数字化通用商品篮子（Digital Universal Commodity Basket，DUCB），整合实物黄金、能源矿产、战略金属等多元要素。运用智能合约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将实体资源价值转化为可量化、可分割的数字化资产。这种复合型价值锚定机制既能保持黄金价值的稳定性，又可吸纳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价值，最终形成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

第二，数字金本位国际汇率体系。以标准数字黄金的价值为基准，各国货币价值与数字黄金价值挂钩，进而确定各国货币汇率，形成数字化及智能化的动态稳定的国际汇率形成机制。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需要借鉴成功的历史经验：一是黄金作为终极价值锚的不可替代性，二是大宗商品价值锚定机制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可行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中的美元通过“黄金+石油”的锚机制确定国际汇率基准，目前，数字技术和新能源革命正重塑大宗商品格局——锂、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价值锚定功能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数字金本位制的创新路径在于：应用现代区块链等技术，将实物黄金与数字化表征的战略资源（包括能源矿产、关键原材料等）组合成动态价值篮子，形成“数字黄金”复合动态锚定机制。此设计既继承金本位制的价值稳定性，又通过数字化手段突破了实物黄金的流动性限制。

第三，数字金本位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各国共同参与建立跨国数字货币协同与平衡机制，确保其成为国际贸易投资的价值标尺与结算基础。事实上，数字金本位是金本位的历史延续与数字化发展，可作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体系的价值锚定基础，既继承了人类传统金融工具选择的历史基础，又具有数字时代特征。构建新货币体系的关键在于设计者与执行者的选择标准。理想的设计团队需兼具道德品性、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既要避免由德性缺失、金融知识匮乏者主导，又需建立动态优化机制，通过定期轮换与错误淘汰制度，确保始终由各时期最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参与体系设计与维护，强调分布式协作与择优机制的国际金融治理理念。国际金融是指资源的跨国与跨时配置优化，需要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帕累托最优改进路径及评价标准，这也是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美元主导下的币值不稳定加剧跨境交易风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失能和失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金融规则的垄断性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行体系难以有效制衡少数西方大国对国际金融市场及货币体系的垄断性控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短期内不可克服的系统性和制度性阻力。因此，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超越传统“国际货币”概念的新型“数字化世界货币体系”成为必然选择。新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克服以单一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旧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普惠性、稳定性和包容性。

第四，组建央行数字货币联盟，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同时也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及金融大国，需要而且能够承担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大国责任，为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和国际收支平衡机制的构建，不仅需要引领性大国引导和推动，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商量、共同参与、共同推动。因此，由中国牵头，由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组建数字化国际货币组织成为必然选择，作为推动数字黄金价值锚定机制和新型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制度化推动力量和组织保障。本文把由世界各国货币当局共同参与组建的国际货币组织称为央行数字货币联盟，是一个主要由各国中央银行基于数字货币跨国发行与流通的协调、监管和治理而成立的新兴数字化国际金融机构。

简言之，在超级贸易战和数字革命背景下，基于数字黄金的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是数字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汇率体系和国际收支平衡机制构建的主要内容。当然，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构建需要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建立超越主权国家范畴的全球治理框架，推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协同；二是开发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跨境结算基础设施，实现价值锚定机制的制度化运行；三是组建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及金融治理的跨国管理制度化团队，通过动态筛选机制确保体系设计的前瞻性与公正性。由此推动资源跨国配置的帕累托改进，最终形成兼具历史延续性与数字时代适应性的新的世界货币及金融新秩序。

政策选择建议

超级贸易战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府间货币及金融合作机制，组建央行数字货币联盟，推动数字黄金的价值锚定化和人民币化，促进新国际货币体系即新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央行数字货币联盟的主要职能是推动构建数字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数字货币汇率体系和数字化国际收支平衡机制构建。数字黄金及价值锚定机制设计成为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基础。中国可以通过已经建立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将数字货币桥内流通的各国央行数字货币整体锚定数字黄金，以此为基础，推动数字黄金人民币化和人民币数字化，通过多重价值锚定既维护黄金信用，又通过数字货币技术升级，构建去霸权货币的新型国际货币秩序基础框架。以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为核心，与其他国家央行数字货币相互协调合作，共同锚定数字黄金构建区域性数字金本位货币体系。虽然数字货币汇率体系仍然不能排除波动性风险，但可通过将央行数字货币篮子与数字黄金商品篮子挂钩形成稳定机制。事实上，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借鉴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对黄金的价值锚定机制，通过mBridge项目，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实时结算，在交易效率、成本控制和技术自主性方面形成对SWIFT系统的局部替代，逐渐消除美元结算体系对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制约和限制。尽管当前mBridge仍处于MVP（最小可行产品）阶段且规模有限①，但已开辟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途径，需要吸引新兴大国特别是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加入该项目，形成与美元、欧元体系存在差异化的央行数字货币同盟，而数字人民币能够依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强大的国家信用成为与数字黄金挂钩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推动数字黄金价值锚定、数字黄金人民币化和数字金本位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过程中，中国的政策选择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为基础，推动组建全球性央行数字货币合作伙伴网络体系，并据此组建世界银行数字货币合作联盟。因为现存多边央行数字桥规模较小，可以把其扩展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篮子”（Multi-CBDC Basket）。通过数字化架构扩展突破数字货币桥的规模局限性，同时通过构建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池（Global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Pool，GCBDCP）实现系统整合。考虑到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现实需求，特别是非洲、欧洲等地区的小国可能放弃主权货币直接采用数字人民币的可能性，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池模式可有效避免恶性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随着更多国家货币（特别是巴西雷亚尔、越南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的加入，区域性央行数字货币合作便逐渐形成。中国通过推动与周边国家、东盟、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数字货币合作，建立全球性央行数字货币协调机制，最终形成全球性央行数字化合作组织，统筹推动各国央行构建全球性央行数字货币合作体系。因此，建议在现有数字货币桥架构基础上进行三方面拓展与创新：一是将双边扩展为多边货币篮子，二是建立配套的监管平台和组织体系，三是正式成立“世界数字银行”这一全球性金融治理机构。

第二，通过全球性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机制构建以数字黄金为基准国际储备货币的全球性数字储备货币体系。在超级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是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的引领性大国。数字黄金价值锚定机制是国际数字货币储备体系的基础。事实上，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以各国央行数字储备货币为基础，构建一个介于浮动汇率与完全固定汇率之间的新型可监管数字化汇率机制。中国作为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大国，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与数字黄金的价值挂钩乃至价值双向锚定，以中国的强大制造业和贸易能力作为数字黄金价值锚定的实体经济支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数字经济大国，能够从产业、贸易、数字经济及技术等多个方面成为全球数字黄金的价值锚定的领导型大国。

第三，推动世界各国货币与数字人民币的价值锚定及数字化动态调整机制构建。当前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两个显著缺陷：一是该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无锚的信用货币制度，缺乏实体价值支撑；二是浮动汇率导致交易风险上升及美国通过操纵汇率对全球各国进行财富收割，严重制约了国际货币及金融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通过数字黄金与通用大宗商品价值锚定和数字货币创新等途径重构储备货币体系，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关键。通过推动数字黄金人民币化和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可有效弥补美元体系的制度性缺陷。通过“以中国美元制衡美国美元”的方式能够遏制美元霸权的无序扩张。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的无限扩张本质上是无锚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物，这种基于国际货币制度缺陷产生的国际债务困境，成为阻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阻碍因素。人民币同时与数字黄金和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挂钩和价值双向锚定，有利于稳定全球汇率体系。

第四，通过中国发展和货币金融政策的稳定性对冲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及美元的不确定性风险。当前国际社会中发行和流通的美元，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美国发行和主导的“美国美元”，其他国家主导和流通的“非美国美元”。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其他国家主导和流通的“非美国美元”本质上不同于美联储掌控的“美国美元”，“中国美元”则是“非美国美元”的主要代表。可以通过中国美元制衡美国美元，这涉及国际货币竞争与合作方式的调整。实际上，传统格雷欣法则描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已不适用于数字时代。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依托国家信用背书的优质货币资产将实现“良币驱逐劣币”。中国拥有的美元的战略价值体现在其双重信用叠加：既保有美元传统信用，更注入中国稳定的政策信誉。中国可以通过创新金融合作模式推进货币置换，例如，在与阿根廷米莱政府的合作中，使用中国持有的美元货币协助其偿还美债，实现中国美元进入流通与美国美元退出流通的置换效应。针对债务国人民币储备不足的困境，中国可以设计多元化解决方案，例如，通过亚投行提供优惠人民币贷款，或建立资源—人民币互换机制（如矿产出口结算），同时保持远低于美元利率的融资成本，由此推动国际货币与金融新秩序重构。

简言之，在超级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设定数字黄金的国际化价值锚定机制、推动人民币与数字黄金和各国货币的汇率挂钩及双向价值锚定促进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数字化汇率体系构建，通过与世界各国央行之间的数字货币合作构建数字金本位国际收支平衡机制，推动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民币政策的稳定性能够对冲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及美元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性。

研究结论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大国博弈背景下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韧性的战略选择。特朗普第二任期发起的全球超级贸易战破坏了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突出表现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价值锚定功能弱化，使得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叠加放大，为中国主导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基于数字黄金的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包括数字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汇率体系和国际收支平衡机制三方面内容。人民币与数字黄金和世界各国货币的价值锚定和双向汇率挂钩是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和稳定运行的关键。本文提出的数字黄金的全球价值锚定机制，建立在对黄金、各国货币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的正确认知基础之上，黄金作为人类文明中最诚实的货币形态，其地位历经人类数千年历史演变而确立，从最初的贝壳到贵金属黄金，跨越不同文明阶段被国际社会所接受。黄金因其独特的物理属性、价值共识和信用承载，已然成为可交易、可分配且具备稳定性的价值符号，以数字黄金为价值锚定物的数字人民币还有中国的大国信用背书，这种国际货币信用体系建立在制度保障、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等核心要素之上。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应致力于构建公平普惠、高效友好的全球性新体系，坚决遏制西方大国的金融霸权主义。数字黄金和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工具、建立普惠型金融基础设施。中国需要而且能够从全球公共治理科学视角，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新形态为最终目标，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全球数字黄金价值锚定机制及数字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及中国应对战略研究”〔24AGJ00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15JZD037〕的阶段性成果。本部分内容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分布学派读书会〔2025年〕上进行了报告。）

注①中国人民银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官网：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370378/index.html，2025年5月25日访问)。

作者：保建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吴玉章特聘教授、世界经济专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