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确实有必要，但如何探索一种更精准、更智能的治理方式，才是长久之计

日前有媒体报道，南昌有市民在办银行卡时，除了身份证外，还被询问是否有户口本或房产证等证件。因无法提供，被告知只能办理二类银行卡，每日转出的限额为2000-5000元。市民则吐槽，“这个额度不够”。

办张银行卡还要户口本、房产证，在本地若没有工作记录，甚至无法办卡。正如市民发出的疑问：“办张银行卡，这么麻烦吗？”事实上，这背后的原因，想必人们都能猜到——配合反诈的要求。银行工作人员也明确说明，“将会把证件照片提交给反诈中心审核，审核过了即可办理”。

↑资料图。来源：IC photo

因为反诈需求，而对用户开户、转账加以限制的事例，并不罕见。比如媒体曾报道的，有市民工资卡每日转账限额突然被下调到500元，银行给出的解释是为了保证卡内的资金安全和反诈骗；有储户反映去银行取款需辖区派出所同意，理由也是为防范电信诈骗；还有储户去解除银行卡限额时，被要求说明为何往同一个账户多次汇款，在解释是妻子之后，还要求出示结婚证等。

客观来看，在眼下的反诈形势下，对开户、转账进行严格审核确实也有必要。根据国家反诈中心2024年最新数据，我国每年因电信诈骗损失超3000亿元，受骗人群覆盖从18岁到70岁的全年龄段。电诈，依然是令人头疼的社会顽疾。

而且，如果仔细了解那些电诈案例，其情形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令人防不胜防。想必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在应对各种诈骗案例时也是焦头烂额。从这个层面说，实行某种程度上的“一刀切”确实是省事的——就像银行卡被限额5000元，就算被骗、被倒卖，那损失、影响至少也“可控”。

但这带来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即可能对正常的经济往来造成一些干扰。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社会，普通人没有银行账户或是转账受限，几乎寸步难行。往更大的层面说，这事实上也会削弱人们对金融系统的信任，影响人们对正常生活的预期。

可以想象，普通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哪一天在银行柜台被要求出示额外的“证明”，或者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被限额、转账受阻，会不会因为“异常经济往来”而遭到系统误判。这种不确定感，很可能导致部分人在投资和日常消费上更加谨慎。

反诈工作理应精准、科学，减少对正常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扰。事实上，类似的政策完善已经在进行，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取消了2022年版监管规则中关于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这也被视为对资金严格管理的松绑。

理性来看，反诈确实有必要，但如何探索一种更精准、更智能的治理方式，才是长久之计。比如防范电诈应该大幅提升技术手段，更多依赖数据分析、风险分级、行为识别等科技手段，提高识别精度与响应效率。同时，监管部门和银行也应完善审核机制，对银行网点的反诈措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避免要求过高、束缚过紧。特别是要防止责任压力层层传导，导致基层机构因害怕担责而过度防范、随意加码。

总之，防范诈骗与保障便利，不应该是零和博弈，应当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反诈措施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真正实现“将诈骗防住，也让生活畅通”。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清波